
诗经
《诗经》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,汇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诗歌三百零五篇。其作者多已不可考,相传由尹吉甫采集,孔子编订。
追溯其诞生的时代,上古中国正经历一场深刻的“翦商”之变。周文王等先哲废除了残酷的人祭宗教,使“神权退场”,并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“焚书”,抹去了与此相关的文献与记忆,由此开创了和平、宽容的“华夏新文明”。 《诗经》正孕育于周王朝由盛而衰的五百年间,它既是当时中国社会“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”生活面貌的生动写照,也是中华民族含蓄、内敛、谦卑、好客之性格形成过程的真实记录。
在殷商时期,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”,语言文字多表现为简单、刻板的祭祀与占卜刻辞。而《诗经》为描摹现实社会的千姿百态、抒发凡尘生活中的真情实感,创造性地运用了三言至七言的灵活句式,以及丰富的词汇、词义、词韵与语法技巧,极大地丰满了汉字的语言体系。其中,“赋、比、兴”的艺术手法与“风、雅、颂”的乐调分类,赋予了这部巨著强烈而深厚的文学感染力。《诗经》无愧为《楚辞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的滥觞,儒家经典的源泉,更是中国人的精神与美学家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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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诗经》之所以能呈现出如此丰富的艺术张力,其深层密码或许正隐藏在更古老的甲骨文之中。甲骨文的形成逻辑,源于“心象”至“概念”的转化,是以联想和譬喻来表述现象与事物的意象思维。古代汉字(甲骨文、金文)具有稳定的象形性与独立的呈意性,使其在表达时无需受制于严格的句法约束。正如学者葛兆光所言,古代中国的思维世界似乎不那么拘泥于刻板的“逻辑”、“次序”与“规则”,这恰恰造就了《诗经》句法的自由与多姿。仅凭约两千九百个不同的汉字,《诗经》便构筑出三万九千余字的诗歌殿堂,足见中国古文字在思维、场景与情感表达上的极高效率。
然而,目前面世的《诗经》及《黄帝内经》《易经》等上古文献,多以楷书、隶书或仿宋体等后世字体呈现。文字在演进中愈发规范,但其生成的思维本原却日渐模糊。这导致部分人怀疑这些文献并非上古先人所作,而是后人杜撰。事实上,《诗经》产生于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前六世纪,正值甲骨文向金文过渡的时期,其原始面貌必然保留着深厚的甲骨文痕迹。
当今存世的甲骨约十五万片,蕴含约一百五十万字的文献信息,但被学术界辨认的独立甲骨文字仅四千五百余,能解读的不足两千。在笔者以甲骨文重绎书写十一部约五十二万字古典文献的实践中,深刻体悟到:这些文献中百分之九十左右的文字,均能与已确认的甲骨文字相对应。由此可以推断,经典文献虽未必成书于上古,但其基本素材必定源自甲骨文刻辞或其他甲骨文载体。
从自然万物中抽象出“点”与“线”构成的甲骨文,不仅是表示概念的符号,更是饱含“神、气、骨、肉、血”的生命单位(宗白华语)。本书稿旨在追踪《诗经》的原始真迹,希望通过阅读与理解甲骨文的生成逻辑,去感悟隐藏在文字符号底层的上古先贤的深邃思想智慧,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脉络。
追踪古典真迹,溯源华夏文明,乃吾辈责无旁贷之天职。愿此书能为读者推开一扇窗,窥见那三千年前、在龟甲兽骨上跳动的华夏文明之初的心象与诗意。